并不是有了人群的存在就存在公共生活。
我国宪法第三章通过对国家机关性质的界定和职权的配置，实现了国家机关权力运行的法治化。从历史的维度看，人权体系经历了从第一代人权到第三代人权的发展历程，其中，第一代人权以人身自由、精神自由和经济自由，即所谓的三大自由为核心。
关于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的有关规定，为公民的经济参与提供了规范依据。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共计68.3万个。[16]公共生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公共生活不仅是基于人的社会属性的本质需要，在现代社会中也是界定个人的政治地位、生活质量、发展空间的最主要的生活场域。[3]马克?图什内特：《宪法为何重要》，田飞龙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二)提供重大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民主化解决机制 社会冲突的司法解决具有事后救济的特征，绝大多数的社会冲突首先会经历民主的制度化解决机制并主要被这一机制所化解。
从立法者的法理学出发，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法律如何建构国家主权并奠定国家政治秩序，这就要考虑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这一修正案的制定，不仅是成文宪法时代解决未列举权利问题的首次实践，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未列举权利的对话机制。[40]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释义及实用指南》，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58页。
上级国家机关的尊重、帮助和照顾不仅是民族自治地方当然享有的法定权利，且民族自治地方也有权主张和要求上级国家机关予以积极、充分、有效地履行这些法定职责。如，当时所谓的中央人民政府，其实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等中央机关的总和，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还行使着后来由人大行使的绝大部分职权。典型的如第71条第二款举办民族教育机构的规定，虽然简单表述为国家，但实践内涵显然更广。从该章所涉及的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帮助、照顾职责内容来看，涉及经济、文化、教育、人才培养等诸方面。
而在本文的论域中，从横向类型化的视角划分，我国的国家机关显然包括权力机关（各级人大）、行政机关（各级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各级法院、检察院）。这显然是出于将具象规范的制定赋予宪法相关法的考量，[12]故本文的分析谨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样本。
[29]现行《宪法》在表述上以国家代之，国家与上级国家机关的关系，下文将专门论述。倘案件上诉至上级人民法院，则二审法院有权根据《行政诉讼法》第89条（二）的规定对一审法院是否正确适用当地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问题进行审查，这也使得二审法院可能成为一审法院所在自治地方的上级国家机关。可见，作为自治机关的人大并无被归入上级国家机关的制度空间。[27]由此可知，《纲要》中的人民政府实为立法、行政、司法三位一体的结构。
周振超：《当代中国政府条块关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45页。然而，权威部门在法教义学层面将两者直接等同视之的解释论却令人失望。如在法律适用上，《行政诉讼法》第63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30]1984年5月22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宪法规定，‘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草案根据宪法这一规定的精神，对上级国家机关在这方面的职责，做了一系列的规定
除了法律制度、社会政治背景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外，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些新假设和新发现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医学和生物学的实验日益证明，人和动物的性倾向是与生俱来的，[④]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的性倾向都是自然和天然的，其唯一的差别仅在于前者仅为少数人所具有。由于主权论的长期影响，议会法律在传统上一直被视为主权性的公意表达，而基本权利的保障不是对抗法律，而是通过法律来实现的。
与民事互助契约制度一样，同性婚姻法也遭到相当程度的反对。这些判决在其适用程序、所涉主题、提请者和审查对象等方面均颇具多样性，极具统计与分析的价值。
事后你感到愉快，天塌下来也不顾。这种体制决定了，议会是审议同性婚姻权议题的最主要场所。而法国宪法委员会的审查则极度谦抑但也非无所作为，宪法委员会有意地为议会法律创造充分的自我形成空间，甚至将自己放在议会之友的位置上去保证议会法律的实施。除此以外，宪法委员会还如1999年判决那样论述了诸如平等原则等其他相关问题，其推理的方法和思路与1999年判决类似，兹不赘述。此外，宪法委员会还审理了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诉求（第4项判决）并同时厘清了公职人员宗教信仰自由与同性婚姻权的界限。他们要你永远充满精力。
在这种情形下，同性婚姻权议题的另一属性——社会性和政治性——就必然会被放大。个人则没有提请宪法委员会审查的资格，这与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和德国的宪法法院制度极为不同。
同性婚姻权在法国宪法中的确立过程具有与美国颇为不同的内在机理，本文旨在客观描述法国的同性恋者平权运动在社会事实与法律规范两方面的情形，以便提供不同国别与社会背景下的相关素材与思考，从而促进我国学界对同性恋者平权运动的全面理解。尽管宪法审查强化了基本权利的保障并弱化的法律的主权性地位，使基本权利具有对抗法律的效力，法律只有在合宪的范围内（如未侵害基本权利）才是公意的表达，[29]但这一转变过程远未完全实现。
它以民事互助契约制度十余年的成功实践为基础，通过了关于向同性伴侣开放婚姻的第2013-404号法律（以下简称2013年法律），正式将异性伴侣所享有的婚姻权完整而全面地赋予同性伴侣，民法典关于婚姻的定义修改为两个异性或同性的自然人所缔结的契约，其他婚姻条款也进行了相应修改。其次，法国社会的传统宗教背景决定了法国的同性恋群体必然集中于相对特定的社会阶层，即受过高等教育、性别观念相对开放的社会中上层人士，尤以艺术家、高收入群体居多。
宪法委员会认为，婚姻在1958年宪法中是法律的权限范围，且国民议会与参议院在制定1999年法律中也遵守了相关的立法程序，因此并不存在违反立法程序或超出立法权限的问题。最高司法法院于2010年11月16日作出许可裁定，通过合宪性先决程序将《民法典》第75条和第144条提交宪法委员会以审查其合宪性，同性婚姻权诉求进入了宪法审查的范畴。可见，宪法委员会选择使同性婚姻权优先于公职人员的宗教信仰自由。然而，这一议题牵涉甚广、内容复杂，不仅涉及到基本权利的保障以及不同权利之间的界限并因此具有法律性，而且涉及到婚姻制度并影响整个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因此也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
第三，建立民事互助契约制度违反人格尊严、私生活和儿童与家庭受保护的原则。就中国而言，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于2001年推出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其中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分类中删除，这意味着同性恋在中国大陆实现了非病化。
她是这么说的：‘你做爱的时候，你就用去了你的精力。饶有趣味的是，宪法委员会在第2项判决中认为法律否定同性婚姻权系属合宪，在第1项和第3项判决中认为法律承认和保障同性婚姻权亦属合宪，也就是说，无论议会对同性婚姻权的法律态度为何，均在宪法所容许的范围以内，不产生违宪之虞。
议会法律仍然发挥着拓展和保障基本权利的功能，而且是宪法委员会所无法取代的。法国模式在表面上接近中国国情，因为立法机关都在宪法体制中具有或曾经长期具有主权性地位，但深究起来也未必适合，我们既没有法国式的民主体制，也可能需要在漫长的未来中等待伟大的立法者。
另一方面，就1789年人权宣言第6条的平等权而言，平等权既不妨碍立法者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不同的情形，也不妨碍立法者为追求公共利益而限制平等，而且，宪法委员会并不能替代立法者对情形差异作出的判断。参见[英]乔治•奥威尔：《1984•动物庄园》，董乐山、高源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页。[16] 该判决的结果意味着，同性伴侣只能继续以民事互助契约作为其唯一的结合方式。[⑨]与美国相比，法国的社会冲突可能相对剧烈，例如2013年同性婚姻法的通过曾在巴黎引发十几万人参加的抗议游行，右翼历史学家多米尼克•韦内（DominiqueVenner）甚至在巴黎圣母院饮弹自杀以抗议同性婚姻合法化。
第二，民事互助契约制度违反平等原则。直到2007年，最高司法法院（CourdeCassation）还根据法国法律传统坚持认为，根据法国法，婚姻仅为一男与一女之间的结合。
但权利问题与政治问题实际上很难截然分开，同性婚姻权的争论就兼具这两种属性，因此在理论上需要立法者与宪法审查者的共同参与。在1999年法律通过后，议会少数派议员随即在事前的依申请审查程序（案件号使用DC）中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合宪性审查的申请。
通常而言，立法者与宪法审查者在宪法过程中存在也应当存在基本的功能界分，权利问题应由宪法审查者基于法条进行体系性说理，而政治问题则应保留给议会进行民主决断。从实质上讲，与其说是万能的议会及其立法权，不如说是议会立法过程背后起推动作用的政治家和政治家群体及其远见卓识，如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对同性恋非罪化贡献巨大，他们才是真正的立法者，因为他们提前嗅到了时代的律动，但他们却又不是唯一的立法者，他们需要受到反对派的制约并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服反对派，他们也需要利用时间向国民证明诸如此类的法律是真正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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